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 2课文翻译

运动医学专家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耐力运动员，特别是女性，经常会缺铁。
普渡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即使是适度的锻炼，也可能会降低女性血液中的铁含量。

“我们发现，那些通常不运动的女性一旦开始适度的锻炼，就会出现铁含量下降的迹象，”普渡大学罗斯安妮·M. 莱尔副教授说。
她对62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杂志上。这些妇女原先不怎么运动，后来开始了为期6个月、每周3次的锻炼。

莱尔指出：“那些增食肉类食品或服用铁质补剂的女性能够恢复到健康状态。
但突然参加锻炼却仍沿用旧食谱的人则显示出铁含量降低。”

缺铁在女性中是很常见的，每四个十几岁的少女中有一人缺铁，每五个18至45岁的女性中有一人缺铁。
而在积极锻炼的妇女中这一比例更高，女耐力运动员中，缺铁者比例则高达80%。
莱尔说，这意味着 “太多女性忽视了自己摄入的铁含量”。
育龄女性危险最大，因为月经是铁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许多保健意识太强的女性也很危险，因为她们拒绝食用牛肉或羊肉，而这些肉中含有的铁最易被吸收。
而且，由于女性常常为了控制体重而节食，从而未能摄取足够的含铁丰富的食物，结果可能导致缺铁。

另一名专家指出，“普通女性每天摄入的铁只是应摄入量的三分之二。”
他指出，“对于那些已经缺铁的女性，任何因锻炼而产生的更多铁质流失都足以导致体内缺铁状况的恶化。”

运动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导致铁流失。
有些铁随汗液流失。另外，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高强度的耐力运动有时会引起消化系统内出血。
运动员从事跑步之类高强度剧烈运动，也可能会因为足部血管失血的现象而使铁质流失。

缺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也即最常见的阶段，是铁质储量不足。这一阶段一般没有症状。
到了缺铁的第二阶段，就会出现疲倦和力不从心，此时体内已没有足够的铁来形成血蛋白分子，将氧输至运动肌肉。
在第三即最后阶段，人常常感到虚弱、疲乏无力、喘不过气，运动成绩大打折扣。

“人们认为，只要不到第三阶段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帮助设计普渡大学研究的约翰·L. 比尔德说。
“只有当你的铁储量为零时，你才会进入第三阶段。而你若坐等到这个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

然而，比尔德指出，大多数铁质储量低的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缺铁，因为传统的检测血液中铁含量的方法──检验血液中输送氧气的血蛋白的含量──是不够的。
其实，有必要检查血液中另一种混合成分的含量，它可以显示血液中的铁含量。
他还指出，虽然积极锻炼的育龄妇女最有可能铁含量低，“但男性也并非不缺铁，尤其是在他们不吃肉类而又从事高强度的体力活动的情况下。”
（估计有15%的男性长跑运动员铁含量低。）比尔德和其他专家都说，对这些人而言，最好每年验一次血，以测定血液中的铁含量。

如果铁含量低，就要去看医生，以确定是否该通过调整饮食或服用铁质补剂来校正不足。
一般说来，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在食谱中增加含铁丰富的食物，因为铁质补剂可能存在严重缺陷。“服用铁质补剂可能使人想呕吐，有时甚至还会引起中毒。
最好的铁来源，以及唯一最易为身体所吸收的铁来源，是肉、鸡和鱼。
其他较好的铁质来源包括枣、豆类和一些多叶绿色蔬菜。”

“选择那些标有‘加铁’字样的面包和麦片，” 运动营养专家南希·克拉克写道，
“这些增加的铁质补充了谷物中自然含铁量的不足。将这些食物与含有大量维生素C的食物一起食用──比如吃麦片时喝橘子汁，或在三明治内夹上番茄──可以促进铁质吸收。”
克拉克还建议用铁锅烹食，因为烹调过程中食物能从铁锅中吸收铁质。
她写道，“在铁锅内烹煮了3个小时的番茄汁，其铁含量大大提高，增加到原来的30倍左右。” 她说，铁含量可能低的人，吃饭时应避免喝咖啡或饮茶，因为这些饮料中所含的物质会妨碍身体对铁质的吸收。

“运动女性应特别注意选择饮食。”普渡大学的莱尔总结说：
“如果你在铁含量流失之前就注意到了警告信号，你就可以在它真正成为问题之前弥补铁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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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运动能强心、健肺、固骨、强肌一样，运动也能健脑。
对动物的一系列科学研究表明，体育活动对智力的发挥有积极作用。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的大脑科学家威廉·格里诺说，“很明显，运动使大脑受益。”
他对老鼠的研究已经表明运动具有两大功效：高强度体育运动给大脑提供更多的燃料，而技巧性运动则增强大脑神经的联结。依照某些科学家的见解，这种联结能使大脑更好地处理信息。

在一项实验中，实验鼠被分成三组：
第一组在自动轮中跑动，第二组通过一种复杂的越障训练来提高技能，第三组则不做任何运动。

“与跑动的和不运动的老鼠相比，经过越障训练的老鼠的脑神经联结数更多。”格里诺说，
“相比之下，在自动轮中跑动的老鼠，较之其他两组的老鼠，其大脑的血管密度更大。”

他说，学习一种新的舞步和学习一种语言一样，都能促进大脑发展。
如果这种舞蹈还是一种良好的体育运动，则益处加倍。格里诺的另一组实验显示，年轻的大脑尤其能够通过运动来增强能力。这组实验表明，从小就锻炼的老鼠，其大脑的变化最为显著。
他说尽管动物不是人，但依此推断锻炼对老鼠带来的作用同样适用于人类也合乎逻辑。

对人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其结果表明，经常锻炼能提高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
伊利诺伊大学阿瑟·克雷默测量的结果表明，63至82岁不运动的人，在完成为期10周的水上运动课程之后，听音击键的反应加快了。
对照组没有经过锻炼，其反应速度没有提高。

接受运动训练之后，人的反应速度可能会加快，这是因为与衰老有关的机能衰退实际上源于体质下降。
一些科学家推测，除了药物作用和饮食不当等相关因素外，常常归咎于衰老的大脑功能下降实际上可能是不注意保持体育运动带来的一种后果。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运动学教授丹尼尔·M. 兰德斯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有关运动对大脑影响的科学文献进行了综述。他说：“对老年人来说，锻炼计划对维持大脑功能显得非常重要。”

许多研究表明，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孩子，在学业上比不活动的同学优秀。
但直到最近，人们还是认为因参加体育运动而获得的学业优势来自于增强的自信、更好的心态，以及运动后所带来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而现在，一些科学家修正了他们的看法，表示这可能与身体状况有关。

另一名专家皮尔斯·J. 霍华德说，新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提高了大脑中某些激发神经细胞生长的化学物质的含量。
因此，那些进行锻炼的人的大脑可能更有能力应付各种智力挑战。

不活动对大脑和身体都可能有负面影响。
“科学家们认识到，心即是身，身即是心，”霍华德评价道。他说，最有益的运动能身心兼顾。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 3课文翻译

海德中学的办学宗旨是：如果你向学生传授诸如求真、勇敢、正直、领导能力、好奇心和关心他人等美德的话，学生的学习成绩自然就会提高。
该校的创始人约瑟夫·高尔德声称学校的教学很成功。海德中学位于缅因州巴思市，每年的学费高达1.8万美元，因其教导问题少年有方而闻名遐迩。

“我们并不把自己看作一所专为某一类孩子而开设的学校，”马尔科姆·高尔德说。他是约瑟夫的儿子，毕业于海德中学，现任海德中学校长。
“我们把帮助孩子培养一种生活方式看作自己的职责，办法是倡导一整套能影响所有孩子的价值观念。”

现在，乔·高尔德(约瑟夫·高尔德)正试图将他尚有争议的“品德第一”的理念向旧城区的公立学校推广。这些学校愿意将用于传统教学计划的税金用于实施这一新的教学方法。
海德公立学校第一个教学计划始于1992年9月。
但几个月后，该计划即告暂停。
教师们对教学计划的高要求以及高强度工作所带来的压力表示抗议。

今年秋天，海德基金会计划在巴尔的摩启动初步的公立学校教学计划。
教师要接受培训，以便今后能在整个巴尔的摩体系内胜任工作。
美国其他学校的领导们也在关注这个教学计划。
去年秋天，在家长的一片抗议声中，海德基金会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郊区的一所中学内启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教学计划。
当地居民担心该校可能招进来旧城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和问题学生。

就像在缅因州那样，求真也在康涅狄格州的这所中学得到广泛推崇。
在一堂英语课上，11名学生用最后的5分钟展开激烈的讨论，依照1－10的评分标准相互评价他们当天的课堂表现。

“我得10分。”

“我有意见。你既没做语法作业，也没做拼写练习。”

“那好，就7分吧。”

“你只能得6分。”

“等等，我可是全力以赴的。”

“是的，可你今天没提问。”

在解释自己的教育方法时，乔·高尔德指出，对传统的教育体制不能只是改革。
他说“无论怎样改革”，用马和马车“是改革不出汽车的”。
海德中学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潜能”，这种潜能的基础是品格而不是智力或财富。
良知和苦干受到推崇。
成功由不断进步来衡量，而不是由学习成绩来评定。
学生必须相互负责。
为了避免美国中学使用的其他品格培养方案所引发的争议，高尔德解释说，“全力以赴”这一概念并不是要强迫学生接受某一套道德原则或宗教观念。

海德中学的课程与那些为升入大学做准备的传统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相似，包括英语、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
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选修表演艺术和体育，还要提供社区服务。
在每门课程中，学生都会得到一个综合了学习成绩和“努力程度”的分数。
在巴思市，97%的海德中学毕业生都升入了大学本科。

在海德中学的综合教育中，父母的参与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为了使孩子被该校录取，家长也必须同意接受并实践学校的思想和观点。
家长们签约同意每月出席一次区域小组会议(共20个区域小组)，每年去区域休养所三天，每年至少参加三次巴思市的研修班、讨论组和研讨会。
在很多活动中，缅因州学生家长的出席率高达95%。
乔和马尔科姆·高尔德都说，当孩子们见到自己的父母都在全力以赴时，他们也会竭尽全力。
他们说，对许多家长而言，最困难的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公立学校学生家长的活动计划仍在制定之中。这项工作的困难要大得多，因为很难使家长相信他们的参与很有价值。
在纽黑文市录取的100名学生中，有30%左右的家长出席了各类特别会议。
这一低出席率违背了他们在教学计划开始实施时所做的承诺，当时海德中学的官员曾与300个家庭进行了面谈。

巴思市一名在公立学校教书达14年之久的教师说，一旦问题得到解决，海德教学计划就会在公立学校中获得成功。
他乐观地认为，一旦家长们投入到计划当中，他们就会成为孩子们日常行为的榜样，这与寄宿学校的学生家长完全不同。

一名曾任教于旧城区学校的教师如今在从事纽黑文教学计划。他说，教师也能从中受益。
“在这里，我们真正开始集中精力与每一个学生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
我们的重点真的是先考虑师生关系，然后是师生共同探讨学业。
而在传统的中学里，是先考虑教师和教材的关系，然后再考虑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在海德中学被进一步深化了。
对教职员工的评估由学生来进行。

19岁的吉米·迪巴蒂斯塔今年5月将从巴思校区毕业，并准备升入大学。对此他感到惊奇。
几年前，他还觉得自己的前途“是在监狱，而不是在大学”。
迪巴蒂斯塔还记得他刚到海德中学时的情景。

“我来这儿时，见人就侮辱，就咒骂。
其他每所学校都会说：‘滚出去！我们这儿不要你。’
我来到这儿，他们却说：‘我们有几分喜欢这种活力，但并不喜欢它消极的一面，我们要将它转化成积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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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为背景探讨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的方式就意味着研究许多复杂的文化因素。
它意味着设法评估这些因素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也意味着把握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单位工作。
在对取向或决策过程进行分析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至少，它说明了美国工作流动性大而相比而言日本工作稳定性高的原因。

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无优劣之分。
一种特定的管理行为模式是由多个独特的文化因素复合发展而成的──因而仅在一定的文化中起作用。

让我来描述一下三四种日本文化的特征，它们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决策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些特征是相互联系的。

首先，在日本，任何处理问题的方法或任何谈判都体现着“你对你”的方式，这有别于西方“我对你”的方式。
差别在于：在“我对你”的方式中，双方都坦率地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提出主张──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西方人也十分善于应付对峙局面。

日本人所采用的“你对你”方式则立足于双方──自然而然地并常常是下意识地──力图理解对方的观点。
因此，会晤的目标是双方共同努力减少对峙，谋求和谐。

第二个特点基于“一致共识”及“由下而上”的原则。
在日本，各阶层所有人员的想法和意见都会得到认真考虑。
无论是在私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均是如此。
在日本，人们力求团体的统一，不论这团体是家庭、公司还是国会。

差别在于，西方式的决策多半源自高层管理人员，通常不征求中层管理人员或员工的意见；而在日本，最底层的人员也能提出想法，然后通过组织上传，对最后的决策产生影响。
此谓“由下而上”。

日本特有的交流方式也与西方的不同。

即使生意没做成，日本商人也力求和睦相处，愿意花费必要的时间来确立“你对你”的交流方式，仅仅间接而巧妙地表达个人意见。

这就产生了对时间的不同见解。
在日本，把工作做得全面、彻底比西方那种按限期完成工作的态度更受推崇。
由于侧重点的不同，日本人不仅在生产上讲求彻底，开会也讲求彻底。
因此，美国人对许多日本公司接二连三的会议感到很厌烦。
美国人总是急于做出具体决策，而日本人却试图制定一个大方向。

另一方面，一旦签署了某个协议，却常常是日本人惊讶于西方人履行协议时的拖沓。
日本人急于前行，而西方人因需要时间作详细计划，则可能落后。

现在，虽然日本的工业和技术得到了高度发展，但它们并未取代人力能源和动力的根本力量。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是，无论需要多少时间，他们都会把一项工作做完并做好。
这需要有奉献精神和责任感，在这个机械时代里，它们仍然没有被抛弃。

在我的工作领域──金融和证券业，常有西方人问我，野村证券公司是如何避免美国公司所面临的交易单流通堵塞的。
我们也碰到过这个难题。
东京证交所每天通常有2到3亿笔交易。
这个交易额是纽约证交所的许多倍。
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么巨大的数额呢?

第一，我们拥有极为先进的计算机。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负责处理这些交易的操作人员一直工作直到任务完成。
也许20年后，或许用不了这么久，他们就会更加西方化，会坚持一到5点就下班回家。
但在今天，大多数人依然坚持待到工作完成。
这是对质量的真正关心。

“紧要关头，鼎力相助”是日本人处理问题时的一个重要方面，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
几年前，松下公司遇到难关。
在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当中，有一项就是松下先生──公司的创始人和当时的董事长──调任销售部经理。

同样，当我们野村证券公司五年前改用电脑系统时，新系统使700名员工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但我们并没有解雇他们；相反，我们将他们转为证券销售人员，其中有些如今成了这方面的骨干。
只要有智慧，只要肯努力，就可以在公司里通过努力获得成功。
在日本，一个人的才能不会被局限于一个固定的领域。
我们认为，对于员工的忠诚奉献，公司应予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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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 4课文翻译

<B>自由女神像</B>

19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艺术家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正在设计一个大项目，名为“自由照耀世界”。这是一座庆祝美国独立和美法联盟的纪念碑。
与此同时，他爱上了一位他在加拿大认识的女子。他母亲不赞成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她没有见过的女子恋爱，然而巴托尔迪不为所动，和心中所爱于1876年结为伉俪。

同年，巴托尔迪组装完雕像的右臂和火炬，并将它们陈列在费城。
据说，他用了妻子的手臂为模本，但觉得她的脸太漂亮，不适合做雕像模本。
他需要这样一个女人：面容沧桑却不失坚定，庄重多于美丽。
他选择了自己的母亲。

1886年，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湾北部落成。
雕像综合了他母亲的脸和他妻子的身材，不过巴托尔迪称之为“我的女儿，自由之神”。

<B>芭比娃娃</B>

在现今销售的各式各样的芭比娃娃之前，原本部门只有一种芭比娃娃。
实际上，她的名字叫芭芭拉。

芭芭拉·汉德勒是马特尔玩具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艾略特和鲁思·汉德勒夫妇的女儿。
鲁思是在见到女儿玩纸娃娃之后才想到做芭比娃娃的。
芭比娃娃的三维模特是一个德国洋娃娃，一个哄成年人开心的礼物，被描绘成具有“风尘女子”的模样。
马特尔公司将这个娃娃做了一番改造，变成了体面而地道的美国版本，尽管胸围有些夸张。它以当时10多岁的少女芭芭拉的名字命名。

自从1959年面世，芭比娃娃就成了全球公认的“娃娃女王”。
马特尔公司说，一般的美国女孩拥有10个芭比娃娃，全球每秒钟就有两个芭比娃娃售出。

如今芭芭拉已有60多岁了，她拒绝接受采访，但据说她非常喜欢芭比娃娃。她可能是当今世上最著名的不为人知的人物了。

1961年，芭比娃娃的男朋友面世，按芭芭拉的弟弟肯的名字命名。
真正的肯于1994年去世。他对令自己全家名扬天下的娃娃极为厌恶。
他在1993年说：“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玩这洋娃娃。”

<B>《美国哥特人》</B>

1930年，格兰特·伍德因其画作《美国哥特人》一举成名。此画体现了美国农民庄严的自豪，常常被人复制。
画面展示了一位神色严肃的男子和一位女子站立在农舍之前。
伍德深受中世纪艺术家的影响，他的灵感来自于一所古老农舍的哥特式窗户，但最令世界注目的是画中人物的脸。

伍德喜欢画他熟悉的脸。
为画神色严肃的农夫，他选择了他那表情木讷的牙医，
至于站在他身边的农妇，他选择了自己的姐姐南。
他把模特的脖子稍稍画长了一些，但无疑能看出谁是画像的原型。

南后来说道，《美国哥特人》带给她的名誉使她摆脱了一种非常乏味的生活。

<B>野牛镍币</B>

今天，美国的硬币都用来纪念美国政府的杰出人物，其中大部分是著名的前总统。
但1913至1938年间发行的野牛镍币，却是为了纪念由美国拓居引起的两起相互关联的悲剧──野牛群的灭绝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毁灭。

此前一直是白人被用作美国镍币上的模特，而著名的艺术家詹姆斯·厄尔·弗雷泽却反传统而行之，起用了三名真正的美洲印第安人作为自己创作的原型。

由于大草原上不再有野牛漫步，弗雷泽为了镍币另一面上的野牛，只好到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里素描一只老野牛。
两年后，即1915年，此牛以100美元的价格售出，然后被宰杀取肉、剥皮，牛角制成了墙上的装饰品。

<B>山姆大叔</B>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4岁的山姆·威尔逊离家出走，加入父亲和哥哥们的行列，为美国殖民地独立于英国而战。
23岁时，他开始从事肉类加工业，并因为人诚实、工作勤奋而赢得声誉。

此后在1812年的战争中，威尔逊获得了一个职位，为美国军队检验肉食。他的合伙人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合同，给军队提供肉食。
送到军队的肉桶上面都印有EA-US标志，EA代表公司名，US代表原产国。
传说有一回，有个政府官员来参观加工厂，问及这些字母的含义，一个想象力丰富的雇员告诉他，“US”是“山姆大叔”威尔逊的缩写。
很快，士兵们都说所有的军需品都来自“山姆大叔”。

战后，政治漫画里开始出现一个名叫“山姆大叔”的人物。他的原型是一个早期漫画人物，名叫乔纳森大哥，此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非常出名。
很快，山姆大叔就取代了乔纳森大哥，成了最受美国人欢迎的象征。
最令人难忘的山姆大叔的画像是由画家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拉格创作的，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画的很多著名的征兵招贴画上。
山姆大叔的形象是：高个子，白头发，下巴上有一小撮白胡子，身着深蓝色外套，头戴一顶高帽，上有星星点缀。这模样其实就是弗拉格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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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六岁时，玛丽·恩格尔布赖特是一个天分很高、却在苦苦求索的画家。她从家乡圣路易斯飞到纽约，希望找一份为儿童书籍画插图的工作──这是她一生追求的目标。
所以，当她去过的出版社都拒绝了她时，她非常失望。
其中一家出版社甚至建议，她的画也许更适合于贺卡。

“我被击垮了，凉”恩格尔布赖特承认。
与自己所期望的相比，贺卡似乎太低微了。可是那个建议她却记在心上，而且决定试一试。
这一试永远改变了她的人生。

如今，玛丽·恩格尔布赖特每年卖出的贺卡达1,400万张，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她那流行的设计出现在2,000多种产品上，其中包括书本、日历、厨房用品中。
她办了一家零售公司，在9个城市拥有分店（另有16家商店正在筹划），有25,000名零售商销售她的产品，
年均零售额在1亿美元左右──所有这些都是那次令人失望而命中注定的纽约之旅的结果。
也许以下设计并不少见：在恩格尔布赖特的一张构思大胆的贺卡中，一个女孩穿着工装裤，赤着的双脚搭在一张桌子上，身后的窗外是一片农田。
贺卡上自豪地写着：“我们不在乎他们在纽约如何做。”

一旦你熟悉了恩格尔布赖特的独特风格，在20步开外你也能认出她的贺卡：色彩艳丽、趣味盎然、充满怀旧气息。
她的贺卡边缘通常有精巧的图饰，常重复使用这样一些形象，如桃心、花、桃子或茶壶等。
卡片上最常见的是安·埃丝特尔，她有一头短短的直发，戴着一副大眼镜和一顶帽子，言语尖刻。
安·埃丝特尔（名从玛丽的外祖母）实际上是玛丽人生观的体现。

恩格尔布赖特乐观、质朴、幽默，十分可爱。
“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再多一些可爱的东西，” 她解释道。
实际上，可爱是她的重要标志。
她的名片曾在显著的位置印有一幅安·埃丝特尔的画像：嘴里叼着雪茄，手里端着酒杯，还有一行字：“恩格尔布赖特是我的名字，可爱是我的招牌。”
 她补充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身边有点传统的东西能帮人们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犹如令人愉悦的食物一样，
这是舒心的艺术。”

传统艺术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一向是恩格尔布赖特生活的核心。
恩格尔布赖特1952年6月5日生于圣路易斯，是三姐妹中的老大，她几乎刚学会拿铅笔就开始画画。

她最早的记忆之一是4岁时描绘父母身着盛装外出赴晚宴。
“我印象太深，所以非画不可，” 她说。
但是，给她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读给她听的儿童书里的插图。
诸如杰西·威尔科克斯·史密斯和约翰尼·格鲁埃尔这样的艺术家对她早期绘画有非常大的影响。前者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插图画家，后者是“蓬发安”的创作者。

上中学时，恩格尔布赖特将几十张手绘的贺卡以每张25美分的价格卖给当地的一家商店，这是她第一次涉足艺术和商业领域。
她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做一名英语老师，也不想费心思读大学，因为“我已准备好投身于艺术家的生活。”
在一家艺术用品商店工作时，“我遇到了一些受雇的艺术家，并意识到这样做也能谋生。”
后来，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这工作“教给了我艺术生意经”。

1975年，恩格尔布赖特认识了社会工作者菲尔·德拉诺，两年后二人结为伉俪。
德拉诺成了妻子最有力的支持者。
“即使我们身无分文，他也从未说过，‘去找个工作吧，’”她说，
“对于他的支持，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激。”

那次倒霉的纽约之行后，恩格尔布赖特把她的画样寄给了两家贺卡公司。
其中一家买下了她的三张原创画作，而在另一家，她偶尔兼兼职，画了大量的鲸鱼、龙、城堡和神话中的动物。
而后，1980年儿子的诞生给她的作品增加了新的成分。
“忽然间，我觉得日常生活更加生动有趣了，”她说。
孩子、宠物甚至“善良的老妈妈”都开始出现在她的贺卡上。
她的作品成了“日常生活的画卷，人人熟悉的事物”。

1983年，怀孕8个月的恩格尔布赖特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在两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司生产了近百种不同的贺卡，年销售量达百万张。
1986年，她将贺卡的版权授予黎明出版公司，这使她能够将精力放在其他项目上，其中包括她那本订户多达55万人的家庭装潢杂志。现在，黎明出版公司负责贺卡的生产与经销。

尽管获得了成功，恩格尔布赖特依然脚踏实地。
她仍住在离自己成长的地方16公里远的地方，依然拥有很多学生时代的旧友。她还从一栋大房子搬到一栋小房子中居住，她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一家利用不了老房子里的所有空间。
她多半在夜里，在自己家的画室里作画。

由于恩格尔布赖特的工作在多方面获得成功，最终她为一本儿童书绘制插图的梦想实现也就顺理成章了。1993年，她为一本儿童书画了插图，而且目睹它成为一本畅销书。
与此同时，她还惊讶地发现：“这很有趣，但说来也怪，我还是最喜欢做贺卡。”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 5课文翻译

我从未见过克拉克夫人，但看过她的医疗记录和上一位值班医生交给我的报告后，我知道她今晚会去世。

她屋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一台医疗设备，它闪着红光，似乎在发出警告。
我站在那里，一股怪味刺激着我的鼻子，我想起了过去闻到过的腐烂的气味，我闭上了眼睛。
我嘴里有一股从胃里返上来的酸味。
我伸手去开灯。灯静静地照亮了整个病房，我走回病床边，用无动于衷的、医生的目光观察着病人。

克拉克夫人已奄奄一息了。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骨瘦如柴的身体使她的头显得特别大；皮肤呈暗黄色，松松地裹在嶙峋的、连毛毯也遮掩不住的骨骼上；她的右臂平伸在床边，被无情地用胶带固定在一块板上，以便能固定针头使液体滴入；左臂横放在深陷的胸部，胸口随着不均匀的呼吸一起一伏。

我伸手去触摸她放在胸口的细长手指。
冰凉冰凉的。我忙将手移到她的手腕，去感觉那微弱的脉搏。
克拉克夫人将头稍稍转向我，微微地睁开眼。
我俯过身去，勉强听见她微弱的声音：“水。”
我从桌上拿起一杯水，用手指封着吸管的一端，滴了几滴凉凉的水到她的嘴里，以缓解她的干渴。
她没有用力去吞咽，因为力气不够。
“还要，”那干涩的声音说。
于是我们又重复了一次。这次她终于咽了一些，并轻轻说了声：“谢谢，你。”

她虚弱得没法交谈，因此没等她要求，我就开始做她所需要的。
我像抱孩子似的把她抱起来，给她翻了个身。
除了一件浅色的病号服，她什么也没穿。她又小又轻，像遭受了严重饥荒一样。
我打开护肤霜的瓶盖，揩了一些在手心。
为了不伤着她，我小心翼翼地把护肤霜擦在她发黄的皮肤上。她的皮肤松松地在骨头上滑动，背上每块骨头的轮廓都能清楚地摸到。
当我把枕头放在她两腿之间时，发现它们也是冰凉的，直到把手移到她膝盖以上的部位，我才感受到血液供给生命的热度。

而后，我挪了把椅子面朝她坐在床边，握住她那只没被固定的手，此时我又一次注意到她细长的手指。
很优雅。一时间，我突然想知道她是否有家庭，接着我发现病房里没有花，没有孩子们画的彩虹和蝴蝶，也没有卡片。
房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是一个被人爱着的人。
她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平静地回答我说：“今天……我让……家里人……都……回家……不想……他们……看见……” 
她耗尽了最后的那点力气，再也说不下去了。但我已然明白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又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留下……”

时间似乎停滞了。
在一片寂静中，我感觉自己的脉搏加快了，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开始伴随着她那不均匀的呼吸一起一落。
我们互相对视，不知怎么的，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两个生命间的一个特殊时刻。
她那细长的手指很轻易地就拢住了我的手，我微笑着慢慢点了点头。
无需任何语言，我从她发黄的眼睛中感受到了她对我的谢意，她慢慢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又睁开了双眼，只是这一次目光里没有任何反应，只有空洞的凝视。
没有一点先兆，她那细弱的呼吸停止了。很快，微弱的脉搏也消失了。
一颗泪珠从她的左眼中流出，滑过脸颊，落在枕上。
我开始轻声哭泣。
对这位迅速走进又走出我生活的陌生人，我心间涌起了一股感情。
她的痛苦结束了，可她的生命也结束了。
我依然握着她的手，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并不害怕这种感情之战，意识到这实际是她赐予我的特殊荣幸，而且我还乐意再来一次。
克拉克夫人没有让她的家人目睹这一幕他们或许无力面对的人生插曲，却与我分享了它。
她不想让家人看着她死去，然而她也不愿孤独地离去。
不应当有人孤独离去的，我很高兴能守候在她身边。

两天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克拉克夫人的消息。
原来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18个孩子的祖母、教会里的活跃分子、社区志愿者协会的领导人、音乐会钢琴演奏家、从教30余年的钢琴教师。

是啊，她的手指是那样细长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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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90岁的母亲最近得了中风。
她是个惯用右手的人，如今却不能移动她的右胳膊和右腿──对她而言，它们已没有用了。
她虽然还可以发出声音，却无法让人明白她的意思。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月，因为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你她可能永远也不能康复了。
在此之前，你的母亲一直健康活跃，生活自理，独自居住。
如今她却要完全依赖他人了。

而后，X光透视显示，你母亲肺部受到感染，这是中风病人的常见病症。
于是医生给你打电话，因为你是她唯一在世的亲人。

“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感染，一周后她可能会好起来，” 他说，
“我说‘好起来’，是指她会保持她感染前的状况──直到出现某种别的病菌。
或者，我可以停止给她用药，这样一来，她可能三四天后就会去世。
我们可以让她舒服地度过这几天，办法是给她用止疼片和安眠药。
你希望我采用哪一种方法？”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不对？
一方面，你不忍心看着自己一度精力充沛的母亲活在因中风而变得痛苦而有限的生命里。
另一方面，你又不愿让母亲坐以待毙。

我来告诉你我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会怎么做。

我会说：“不要给她服用任何抗感染的药物了。
要让她舒服，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她会自己克服感染。如果不能，那她也会死得安详。
我不愿担当硬让自己的母亲活受罪的责任。”

我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多次碰到这样的病人。
最近，我给一位80岁的患肝癌的妇女动过手术，但没有成功。对缓解癌症导致的问题我无计可施。
她是个聪明女人，没有任何直系亲属。手术后几天，我坐在她身边给她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我可以给你用一些抗癌药，” 我说，
“但是它们会让你难受，而且还治不好你的病。
同样，我也可以在你手臂上插上针管，给你输液，这可以让你在食欲渐渐消退时不觉得饥饿；输液可能让你的生命延长一至两周。
或者，我可以撤消所有的治疗，只给你吃维他命，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效果。我个人建议你选最后一种方案。我会让你没有痛苦，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病人选择了听从我的建议。两周后，她安详地、毫无痛苦地离世了。

而有时，要做出如此显而易见的决定却很困难。
最近，我有一个病人严重中风。
他完全动弹不得，而且不能吞咽任何东西。
头两个礼拜我们给他输液，后来又通过一根导管将食物从他的鼻子输送到他的胃里。

三周后，他依旧昏迷不醒，而导管使他的喉咙经常疼痛。
我与他的四个成年孩子商量，告诉他们我认为该把一根导管通过一个小洞直接插进他的胃里，这样喂食他就不会那么痛苦。
我还告诉他们说：“我可以把导管拿掉，就让他吃些他能吃得下的东西。有可能他活不长久，但他不会太痛苦。” 
没有人愿意承担允许施行手术的责任，也没有人愿意允许完全停止给病人进食。

结果，可怜的老人又多活了近三个月，喉咙依然疼痛不已，嘴里也因疼痛而经常出血。
他死于严重感染──一种令人悲痛的死法。

那么，作为负责任的人，在需要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时该怎么办呢？

归根到底是个常识问题。
在我行医的30年里，以及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里，医生和病人家属一直合作默契，共同决定在疾病的最后阶段怎么做才对病人最好。

有95％的病例，在恰当磋商之后，都能做出人道而合理的决定。
另外的5％不能立即达成这样的决议。遇上这种病例，做上几天或数周的基本治疗，观察病人的进展之后，正确的决定就一目了然了。

在此我警告一句。
不论是家属还是医生，他们都不愿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
可是毫无疑问，如果任何一方坚持要有所谓 “中立”的第三方（通常是政府代表或者职业律师）介入，那不但会拖长决策过程，而且在很多时候，决策还会更加武断、更不人道。

我们试图避免的就是中立。唯一有权做出决定的，是那些非常熟悉病人、能将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
如果有一个地方应该禁止律师和政府官员的干涉，那就是危在旦夕的病人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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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 6课文翻译

从理想上说，人们希望知道地震什么时候发生，破坏程度会如何。
在日本和中国，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在日本，科学家在陆地上和海洋中铺设电线，以监测它们的运动。
而中国人的传统做法是观察动植物以获取地震的警示信号。
例如，中国人注意到，地震之前母鸡的行为会有所异常：它们夜晚不肯进笼。
他们还注意到，蛇会爬出地穴而冻死，狗会狂吠不已，甚至那些平常很安静的狗也会叫个不停。
日本的阪神地震发生之前，有报告说大批鱼群游到了水面。
有些鸟，如鸽子，也显得特别聒噪，据说地震前它们飞行的方式也与往常不同。
也许最有趣、也最容易测量的，是地震前地下水发生的化学变化。
实验数据似乎表明，地震前地下水中氡的含量会增高。

人们还希望能够预防地震会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
要知道，多数在地震中丧生的人都是被倒塌的建筑物砸死的。
所以，具有抗震能力的房屋结构是关注的重点。
钢似乎是最佳的建材，但一旦被焊接成僵硬的结构就不行了。
许多新式结构都采用了一种新型的钢接合方法，即I形接合，它看来是最耐用的一种接合。
这种钢接合在移动时不会断裂。
同样，为了预防财产损失，建筑师如今设计楼房时会使房屋的支柱和横梁力度相等，而垂直支柱则深深插入坚实的地基中。
此外，许多新型房屋都采用了较轻的屋顶和坚实的墙壁。
高架桥的水泥柱先前只是在内部有钢筋，如今外面也包上了钢板。

除了设法改善建筑结构外，地震频发区的人们也需要为可能发生的大地震做好防备工作。
他们应当定期检查和加固房屋，将重物放在低处，将橱柜和柜子贴墙放置，加固房门以防地震时意外脱开。

除做好房屋的防震外，这些地区的人们还需要为自身做些防备。
他们应该在家里和工作地储备些水和食物。
最好每人储备几加仑水。
储备一些可以净化水和消灭病菌的东西也很重要，这样就可以安全地饮用其他来源的水了。
每人准备一周的食物。
地震救生储备还包括无线电接收器、手电、备用电池、急救用品、铁锹、帐篷、绳子和保暖衣物。
此外，专家们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手边备有灭火器。
应该在住处、工作场所和汽车里(如果你有车的话)都存放一个。
灭火器应该是可以扑灭任何火灾的那种。
有必要的话，准备一些能关闭煤气和自来水管道的特制工具。
准备一个备用的户外烹调和取暖用具，可以准备一个便携式露营灶和几小罐煤气。
在住处、工作场所和汽车里放一双厚重、舒适的鞋或靴子。
发生地震时会有大量的玻璃碎片。
轻便的鞋子不能像厚重的鞋子那样保护好你的双脚。

每个家庭都需要制定地震应急计划。
如何让一家人在地震的混乱中安全离开？
大家应该商定一个地震区外的会合点──可能是在几英里外的某个市镇。
同样，协商好地震时家人的联络方式也很重要。
地震若发生在大城市，市里的许多电话线路很可能中断，
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可用线路会很忙，因为灾难之后自然会有许多电话，要从市里的一个地方打到另一个地方会很困难。
但可能通向市外的电话是通的。
明智的安排是，让所有的家人都给一个住在一百多英里之外的朋友或亲戚打个电话，以报平安。

尽管科学家们仍无法预测地震，但对地壳中的大板块如何移动，板块间的压力如何，地震如何发生，某地区发生地震的一般概率为多少，他们了解得越来越多。
在不久的将来，精确预测地震将成为可能。
然而，即使可以预测，居住在地震频发区的人们还是应尽力预防灾难，办法是建造能够抵抗地表运动的房屋，同时做好个人准备。
在挽救生命和防止家庭损失方面，这些预防措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教育人们如何在地震中求生，应该是所有政府规划和地震研究项目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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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觉是相对的。

和人相比，一棵树看起来很大。
可是将树和山相比，大树就显得小了。
换言之，自然界的事物是大是小，是新是旧，仅仅是就其所涉及的标准和比较而言的。

人的一生中，不会有很多东西发生变化。
连树也活得比人长，而地球本身就更是个老寿星了。
地球约形成于50亿年前，源于一团循环旋转的尘埃和诸如氢、氮之类的气体。
10亿年后，这个星球冷却下来，于是形成了大陆和大片的水域。

大约35亿年前，又发生了一次巨变。
海洋中开始孕育一个巨大的生物体系，包含各种各样相互依赖的生命形态。
在地球这个有生命的星球上，最早的动物是原始海洋动物。后来，在大约5亿年前，这些海洋动物进化成了甲壳动物。
7,000万年后，首次出现了鱼。
而后，大约4亿年前，出现了昆虫。
又过了2亿年，恐龙和第一只哺乳动物开始在地球上行走。
大约2亿年前，温血动物开始在天空中飞翔──它们是最早的飞鸟。
5,000万年后，鸟和哺乳动物都有了稳固的形态。
科学家们认为，大约300万年前，原始人类开始在地球上行走。
这时生命开始兴旺起来。

就地球上生命的进化而言，人类是姗姗来迟者。
然而，尽管在地球上的时日尚短，人类却已给地球表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人类占据地球的短暂时间相比，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人类企图控制资源

与地球上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更能控制其周围的环境。
由于智力与手工技能的结合(手工技能使得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人们已经发现了诸多利用地球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燃料和许多其他物产和资源的方法。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增加，人类依靠土地资源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
土地的总量是有限的。
虽然使用拖拉机等机械和施用化肥可以提高农业产量，但是土地最终所能产出的粮食只有那么多，不会再增加。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类的消耗也越来越多。
很明显，地球上某些地区人口已经饱和；在这其中的许多地区，未来的人口增长肯定会带来更多的贫穷和苦难。
然而，富裕国家的人们所使用的能源在比例上远远大于贫穷国家的人们。
他们毫无节制地使用这些资源，因此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人类只是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的一小部分。
而这一小部分却造成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流失。
比如说，地球上的水量是有限的，这些水通过自然作用得到净化。
但这些过滤水的自然作用通过去污仅能净化一定量的水。

同样，地表之下只能找到储量有限的石油。
石油是一种珍贵的资源。
难道人们应该为生产汽车用油而耗尽石油资源吗?
难道为了控制整个地球，令生活舒适，人类就要用尽生存所需的所有资源吗?

自然界的平衡

所有自然体系都趋向于在各种对立因素或力量中保持平衡。
而人类活动能够引起或加速自然体系中的永久性变化。
一处小火带来的烟不会危害环境，
因为自然净化作用会将空气中的烟尘清除。
但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从千万家工厂排放出的烟尘已大大加剧了全球大气的污染程度。
要清除这些烟尘已超出了自然作用的保护能力。
森林已不能及时清洁空气。

尽管人口迅速增长，工业快速发展，还是有一些人类群体──常常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能与地球和睦共处。
这些人从未改变过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
他们被称为土著，保留着历代不变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许多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包含向地球归还资源的做法。

人口的增长带来了粮食短缺、空气质量降低、天气状况变化等问题。
是什么在破坏雨林、土壤和海洋?
是什么造成了雨水穿过污染的大气时形成的酸雨?
为什么会有全球变暖的威胁?
所有这些恶果都源于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人类对环境的强行控制。

从20世纪初起，各强国竞相利用地球资源。
他们渴望成为帝国的贪欲造成了地球资源被滥用。
如今，全世界的人都在忍受这种滥用所带来的问题。
由于不再无视地球罹难的根源，人们正在寻求各种方法来治疗它，把自己取走的东西归还给地球。
从前人类只会利用地球，
如今每个人都必须保护地球，保护这个身处险境的星球。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 7课文翻译

“我19岁看到了未来，并将我的所见当作我事业的基点，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比尔·盖茨

他是当今世上最著名的商人、最有钱的富豪──1997年他的资产预计为400亿美元。
毫无疑问，他与托马斯·爱迪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以及其他改变世界的伟人属于同一行列。
这个自称为“黑客”的人主导着个人计算机革命，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整个世界现代化。
的确，将他划入任何其他行列，都可能大大淡化他对世界的影响。

盖茨的成功源自他的人格：他才华横溢、冲劲十足、争强好胜，这些加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甚至令人畏惧。
当这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走过微软大楼的走廊时，他身边的人和物就像被打开了电源，充了一万伏电。
盖茨树立了榜样，微软的员工紧随其后。
他的工作安排暗示着他对员工的期待。
这位“微软校园”的“校长”经常每天工作16小时。

的确，如果说盖茨的风格与他人有别的话，那就是他把握时间的技能。
节约时间、精力充沛和专心致志是他的突出特点。
他一会儿充当技术时代的国际代言人，一会儿在微软总部谋划经营策略，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最大限度的开展工作。
他总是准时，总是处于高速运转状态，他习惯利用白天的点滴空闲进餐、与朋友交谈或娱乐。
微软人笑话他的接待员是天底下最勤奋的人。
事实上，他有几个接待员。
他或许需要有人专门安排他的旅行计划和去国外的签证。

说到旅行，他节约钱和时间也是出了名的。
出差时，他尽可能坐普通民航飞机；为了节省时间，他从不托运行李。
接待他的东道主也发现，他住在城里时他们很省钱。
他的时间表上没有计划旅游的时间，日程表上也没有游览或观光计划。
有的只是工作，工作，工作。

另一个使他与众不同的特质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多任务操作”能力。
他办公时使用两台电脑，一台开有多重窗口以编排从英特网上不断接收的数据，另一台处理他接收的数以百计的电子邮件。
甚至他在用可视电话主持会议时，还能审核数据。

盖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经营他的公司：他每天（和每晚）发出100封或更多电子邮件；
他大约每月与由专家和顾问组成的高层管理委员会会晤一次；
更重要的是，他每天召开两三个小型碰头会，接连与会的是研发公司各种产品的团队。
他不作指名道姓的个别谈话，也不作太多的表扬，只作顺时针方向的圆桌会谈，仔细听取每个人的意见。
遇到不太明白的说法，他就询问甚至质疑他的手下。
“请就此明示，”他会这么说，希望把不清楚的地方弄明白。
他作出的每个决定，都是基于对其价值的了解。
他不需要依赖个人权术。

比尔·盖茨读六年级时，他父母送他去看心理医生。
一年后，经过多次看医生和检查，医生有了结论。
“您管不了他的，”他对盖茨的母亲玛丽说。
“最好接受现实，打他是不管用的。” 
自从盖茨从哈佛退学转去攻克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22年来他一直是那些企图挤进这个市场的竞争对手的死敌。

1975年初，他19岁，还在哈佛大学读书，他和保罗·艾伦写了一份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程序，供MITS （微仪表和自动系统公司）的Altair电脑用，这是第一台商业个人电脑。
盖茨是个勤奋的编码者和竞争对手，而艾伦却是个充满幻想的梦想家，正是他们的这种密切关系给微软垫定了第一块砖。

1976年，盖茨开始许可计算机生产商直接配销微软软件产品，这大大增加了微软的利润。
尽管MITS很快就关闭了，微软却已吸引住了新的顾客，还包括当时一些小硬件公司，如苹果公司，柯摩多尔公司和坦迪公司。

1980年，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邀请微软为其新产品即IBM个人电脑（IBM PC）编写一整套程序设计语言。
盖茨提议微软也可以生产操作系统（即微软磁盘操作系统，MS-DOS）。
于是IMB PC和MS-DOS便捆绑在一起，并于1981年8月面世。
整个20世纪80年代，微软稳定发展。到了90年代，MS-DOS已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了独霸全球的软件平台。
到1995年，全世界大约85%的个人电脑使用微软操作系统。

如今，“微软校园”成了新思想和新产品的“家园”，产品数量目前超过200种。
其雇员迅速增加到将近18,000人，利润达到60亿美元。
到1992年，至少有3,400名微软雇员因持有微软股份而成为百万富翁。

盖茨说，他希望再经营微软十年，并许诺之后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和捐赠自己的钱财上。但是这不会是你听到他的最后的故事。
在发达国家，几乎人人都已使用或正在使用含有他的部件的产品。人们借用微软浏览器上网，观看梦工厂带来的影片。
人们唯独不知道的是，不久的将来他还会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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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美国废除了黑奴制，黑奴自由问题引生的血腥内战也于1865年以签订投降协议而结束，
但是，为美国黑人平等权利而战的斗争却刚刚开始。
黑人的民权直到1964年才受到法律保护。许多黑人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劳动，这里黑人的权利来得尤其缓慢。
内战后的100年间，对黑人平等权利的抵制常常充满暴力。
然而，这既不能终止黑人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也不能使这场运动最伟大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求助于暴力手段来达到获得平等的目的。
坐牢、拷打和贿赂，都不能让他停止奋斗，因为他的努力，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968年，一个邪恶的人想让这位领袖永远保持沉默，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的梦想以及为正义、和平而战的斗争却留存了下来。

20世纪中叶，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民权运动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
他的能言善劝给这场运动注入势不可挡的力量。

1954年，金就任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的牧师。
他建立了一些委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其中包括为黑人争取民权。
早期取得的成就有1954年发生在托皮卡的“布朗对抗教育委员会”一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最高法院改变了在学校实行了几十年的种族隔离的做法，宣称隔离制度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因而违背了第十四条修正案。

1955年12月，罗莎·帕克斯在公共汽车上因为拒绝给一名白人乘客让座而遭逮捕之后，“蒙哥马利市政改进协会”成立了起来，金任协会会长。
他开始不敢肯定抵制公交车座位隔离制度在道德上是否正确，到后来他想起梭罗的一句话：“我们再也不可与邪恶的制度合作。”
12月5 日晚上，金做了他后来认为是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演讲。
他发出了号召，告诉所有相信平等的人们，反对种族政策的时刻到来了。
报纸和电视记者报道了这件事。
在他的指导下，蒙哥马利市的黑人抵制公交车座位隔离制度长达382天。
1956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给与种族歧视致命一击，宣布支持种族隔离行为的亚拉巴马州法律违背了联邦宪法。
12月，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和白人首次平等同乘公交车。
抵制蒙哥马利公交车座位隔离制度的运动使金成为美国黑人社会的英雄。
他的勇气和演说能力使他成为最受尊敬的民权运动领袖。

金发起了一系列民权运动，旨在调整雇工制度和消除所有公共场合中的种族隔离行为。
他组织抗议，到处游说，被逮捕超过15次。
1963年的3、4月间，他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领导了一场大规模抗议活动，呼吁实施合理雇工制度，终止种族隔离。
金违抗禁止上街游行的禁令，为此被关了5天监狱。
这期间，他撰写了《伯明翰狱中书柬》，将这些信件散发给那些批评他的行为“不聪明、不合时宜”的白人宗教领袖。
他写道：“事实上，时间本身是不偏不倚的。
人类的进步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地到来……没有奋斗，时间本身就变成了使社会一成不变的势力的同盟者。”

1963年，金和拉尔夫·艾伯纳西以及其他领导者一起组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权运动。艾伯纳西当时是他的副手，后来接替他担任南方基督教领袖会（SCLC）主席。
8月23日，大约25万人为争取自由向首都华盛顿进军。
这一进军犹如一次军事行动。
他们──黑人、白人以及其他人种──站在10公顷的土地上，见证国会表决民权法，给参议院中反对民权法的人，比如代表南方一些州的共和党代表，施加压力。
就在那一天，金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说，告诉全世界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
在他因“我有一个梦想”这一口号而著称的演说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即在上帝的伟大国度里，自由将属于全人类。

次年七月，总统林登·约翰逊邀请金到白宫，请他见证1964年的《民权法案》。
这一法案确认，在公共场合隔离白人和黑人以及在雇工、工作环境和支付工资方面实施种族歧视都是违法的。
当年晚些时候，金获得了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冈纳·杨说：“马丁·路德·金是位信使，他向所有为和平而奋斗的人传递着一个号召...他已向西方世界证明，不用武力也可以发起一场斗争。”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金说：“这场运动不是要以让白人困窘或者使白人变为奴隶为代价来解放黑人。
它寻求的不是针对任何一方的胜利。
它寻求的是解放美国社会，让所有的人来参与自我解放。”

1968年4月4日，金站在孟菲斯市洛林旅馆的二楼房间的阳台上时被人开枪谋杀。

1983年美国国会确定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金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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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 8课文翻译

起初，这对人们绝对是个震惊。
有消息称科学家已经成功克隆了一只成年哺乳动物，一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成就。这一传闻引发了每个人的想象。
克隆多莉（一只相貌无奇的绵羊）的实验过程，从理论上说也同样适用于克隆人类。
一个克隆人的世界突然间近在咫尺，
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

此消息宣布之后，为了一个未知世界，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的未来，各国政府立即起草指导方针。
克林顿总统命令一个全国委员会研究克隆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含义。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已禁止克隆人类，各国领导此时也开始研究克隆其他物种的道德含义。

就像相对论、原子裂变和第一次太空飞行一样，多莉的出现给科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提出了一长串难以解答的难题。
关于克隆的奇怪问题不断涌现。

首先，为什么有人想克隆人类?

专家们考虑得最多的关于克隆人类的情形可以分为两大类：1)父母想要克隆孩子，要么是想为面临死亡威胁的孩子提供移植器官，要么是想代替那个孩子；2)成年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克隆自己。

是否可能克隆死去的人?

有位专家说，如果是刚死去不久，也许就可能。
所使用的克隆方法要求将一个卵细胞和一个含有被克隆人的DNA的细胞核相结合。
(DNA是一种含有我们的基因信息的狭长带状分子。)
这就意味着细胞核必须保持完整。
而人死之后，细胞死亡，细胞核就开始分裂。
但是，的确，至少从理论上说克隆死去的人是可能的。

克隆的人会和母本一模一样吗?

相同的基因不会复制出相同的人。任何认识一些双胞胎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事实上，双胞胎相像的程度胜于克隆人，因为他们至少在母体内分享过相同的环境，通常也在同一个家庭里被抚养长大，等等。
父母可能克隆出一个面貌与第一个孩子相似的人，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两个人的个性会有很大差异。
一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有时可能有相同的个性特征，但是这样的特征出现在克隆的儿子或女儿身上，却只能令人想起失去的孩子。

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克隆人也不会和“母本”一模一样。
比如，克隆人的细胞可能会有来自卵子而非被克隆人的能量加工机制。
然而，在母体和克隆体之间存在的身体差异大部分都很小，需要在设备精良的实验室里才能测定。
唯一可能的例外就是生育能力。
成功地实施了克隆多莉的科学家们也不敢肯定多莉是否能生育。
他们会等到多莉到了生育年龄时再确认这一点。

如果父母决定克隆一个孩子以获得器官，那会怎样?

多数专家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器官捐赠者来到这个世界，那他的心理可能受到伤害。
但也有为了进行一些非致命器官的移植而生育第二个小孩的父母，对此许多专家也并不反对。
克隆可以将组织适配率从25%提高到将近100%。

如果把被克隆的动物用作器官捐赠体，那我们就不必担心为器官移植而克隆双胞胎了。
例如，猪的器官就和人类的差不多大小。
但是人体会排斥并破坏来自其他物种的组织。
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一家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猪的基因码，以避免猪的器官受到排斥。
如果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成功的话，那么用克隆技术来繁殖这样的猪比用现行的方法更为有效。

克隆的人将如何称呼其DNA捐赠者?

称呼“妈妈”不正确，因为提供卵子并生下婴孩的女子才更有资格被称为母亲。
称呼“爸爸”也不对。
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只提供孩子身上一半的DNA。
朱迪斯·马丁在用笔名“礼仪小姐”撰写的著作里建议这样称呼：“尊敬的先生/夫人”。
为什么呢?
“不论他们用什么方式将你带到这个世界，”她说，“人总得尊敬自己的祖先。”

这样做还是留下了一些词汇上的难题。
一本词典的主编说，名词“被克隆者”听起来不错，但却不够明晰。
他更愿意用“母本”和“副本”。

克隆对社会还有什么其他含义?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克隆本身，而是基因工程──即根据特定的要求故意改变基因来创造人类。
具体地说，有些专家担心会出现一个新的（和不被尊重的）社会阶层，即“克隆阶层”。
有位专家相信，这一情形类似于16世纪时的一种情况，当时的欧洲人对如何对美洲的陌生居民进行归类感到困惑，并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究竟是不是人类。

问题不胜枚举，而人们只是刚刚开始探询克隆技术出现后的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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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的新闻报道说，科学家已经克隆了一只绵羊。这一消息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恐慌，他们预想下一个就轮到克隆人类了。
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克隆向生物学最基本的规律发起了一次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有理由担心这或许是威胁人类社会和人类尊严的活动的序曲。
然而，这种道义上的反对大多出自一种本能的、未经思索的厌恶。
这种拒绝对此问题作理性思考的行为，甚至使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也难以看清这件事的实质。
虽然克隆人类可能不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也没有人能提供有力的论据证明它会带来真正的危害。

保守派的宗教领袖宣称，克隆人类是对人类尊严的一次重大挑战。
假如克隆的人被当作一种次等动物，权利小，地位低，事实就会的确如此。
但是为什么会想到保护人类权利和尊严的法律不适用于被克隆的人呢？
一名权威律师提出，克隆将会违犯“基因唯一身份权”。
他从何处得来这一权利？
未经通知并征得本人同意，成年人有权不被克隆，这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如果事先得到允许，那又会侵犯谁的基因身份“权”呢？

有关克隆人类前景的科幻小说所发出的种种真切的警告，仔细想来，却变成了无稽之谈。
例如，有人担心，父母克隆孩子是为了“备用器官”，以备原来的孩子器官移植之需。
但是，同卵双胞胎的父母并不会把一个孩子看作另一个孩子的器官作坊。
为什么克隆孩子的父母会有所不同？

另一个让人不安的想法是，克隆会使人们致力于培育具有理想基因特质的个人（如数学天才、足球运动员等）。
这样的想法很令人反感，不仅仅缘于一种下意识的厌恶，还因为纳粹分子以优化种族之名实施的恐怖行为。
但是，某些团体实施的培育项目和在民主社会里已有先例的更为无害的培育方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前者迫切地培育某类人因而对其余的人进行毁灭，而后者，比如说律师，则是通过自由地选择与别的律师发生性关系得以实现。
已经有了贮存天才的冷冻精子的精子库，但它们还没有生成一个优等种族，原因是很少有妇女排队等候以这种方式怀孕。
为什么我们要认为克隆人类是与此不同的呢？

那么谁可能从克隆技术中受益呢？
也许是濒临死亡的孩子的父母。
这在心理学上似乎不可信。但是，和一个正常生育的孩子相比，被这样的可疑的父母所克隆的孩子，被关爱或被抛弃的机会却是完全一样的。
患不孕症的夫妇也可能求助于克隆。
这样的夫妇当然也有其他选择（人工授精，或收养孩子)，但这不能作为剥夺他们克隆权利的借口。
或者不妨考虑一下理查德·波斯纳法官举出的例子：有一对夫妇，丈夫不幸有某种基因缺陷。
目前，如果这对夫妇想要一个具有自己遗传基因的孩子，他们有四个不甚令人满意的选择。
他们可以自然生育，但却要冒着把疾病遗传给孩子的风险；
他们可以去精子库，冒险尝试不知名的基因；
他们也可以人工授精，然后在将受精卵植入母体之前，或在生育之前，放弃有遗传缺陷的胎儿──尽管这也可能引起反对；
或者，他们还可以请孩子父亲的某位男性亲戚捐献精子──如果有这么一位亲戚的话。
在这个例子中，就连不愿意在显微镜下创造孩子的人也可能认为克隆不是最坏的选择。

即使克隆人类不会给人类提供任何明显的好处，为什么要禁止它？
在民主社会里，除非有证据证明某件事确实或可能产生危害，否则我们通常不会立法禁止它。
在我们尚未继续前进之前，最好是先要求暂时停止克隆人类的研究，以便系统地研究它所引发的深刻问题。
当克隆研究重新开始时，克隆人类应该仍然会是一项历时长久的研究活动。
而且，如果试图研究，它就应当──而且毫无疑问地将会──在谨慎的检查和层层的法律监督之下进行。
最重要的是，约束人类克隆行为的，应当也是现在保护人权的同一法律。
对于克隆人来说不安全的世界，也会是一个对我们其他人同样不安全的世界。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 9课文翻译

一位即将结婚的男子希望能够确保即使婚姻失败，他仍可以把他珍爱的冰淇淋藏品好好储存在冰柜里。
一名女子坚持要求明确婚后由谁来遛狗。
一名男子要求，如果他未来的新娘婚后体重增加15磅以上，他有权离婚。

以上这些都是婚前协议中一些比较荒唐的条款。
但是不要弄错了，大多数婚前协议涉及到的都是钱──以及一旦离婚该怎样分配财产。
而且，离婚及其带来的钱财纠纷，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事。

婚前协议──简称prenup──就是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婚前协议由即将结婚的男女双方的律师共同协定，然后由双方在牧师宣布他们结为夫妻之前签署。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婚前协议在美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州开始通过关于离婚财产分配的法律。
这些法律要么是基于“共有财产”（平均分配），要么是基于“合理分配”（法官认为怎样“公平”就怎样分）。

名人的婚前协议总是新闻头条：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律师在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死后拿出两人的婚前协议对簿公堂，据说她后来在庭外和解中得到了2,600万美元。

但婚前协议也适用于那些不甚有名却很富有的人。
“这是因为离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后果，而再婚又如此常见，”一位家庭法律师说。

典型的想签订婚前协议的人是那些积累了大量财富、曾吃过苦头的男性，他们想减少日后的麻烦。
“他们想自己安排解决，而不想让法庭裁决，” 美国婚姻法律师协会纽约分会的会长说。

保护前一次婚姻的孩子是签署婚前契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可能有价值10亿美元的财产，而他又不想让第二个配偶分得5亿美元。他可能想多留一点给自己的孩子，”一名律师说。
为了将财产传到自己的儿孙手中，六、七十岁的退休丧偶老人在找老伴时，订立婚前协议也很常见。

另一种要求签订婚前协议的情况大多是，未来的丈夫或妻子已经或即将继承巨额遗产或家庭产业，而未来伴侣却家产不多或一贫如洗。

但是，即使双方签订了这样的协议，如果不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还是不可能在法院实施它。
协议应当由律师起草，因为文字错误──哪怕只是介词放错了位置──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婚姻法顾问警告说，永远不要选择你未来伴侣的律师来做你的律师。

另一个问题是出于压力而签订的婚前协议。
为避免这类问题，有些律师不愿在婚期已定之后起草协议。
“我认为他们的头上悬着一把剑，那就是压力，”一位律师这样说道。
这些律师会建议自己的当事人绝不要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发出结婚请柬。

但不是每个人都采纳这一建议。
律师们援引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婚礼那天，某人──通常是女方──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份协议，于是，她看都没看一眼就签了字。” 
还有一位律师回想起一件尴尬事：男女双方还在修改协议，争论哪些该保留，哪些该删除，却有150名宾客陆陆续续来参加婚礼。
结果由于协议无法确定，婚礼取消了。

如果夫妇决定离婚时正住在国外，或两人拥有不同的护照，那也可能因婚前协议产生纠纷。
伦敦一家经常为分处英美两国的夫妇处理离婚事宜的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指出，在英国，法院“基本上忽视”婚前协议，因为英国的法律认为婚姻状况不是静态的，因此应由法官来决定资产怎样分配。

这就可能导致“逛法庭”的现象，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夫妇办理离婚时所在国的法律。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富有的艾德·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夫人结了婚，而且在纽约签订了婚前契约。
可他们住在英国，后来他们决定离婚。
英国律师会对史密斯夫人说‘不行，那个契约无效。’而史密斯先生却想把它当作一桩美国案例来处理。
案子将在何处受理，这可能大大增加达成协议所需的时间。”

这些律师认为，婚前契约是一个商业协议，浪漫的爱情与此过程无关。
他们的理由是：在美国，50%的婚姻最终将被扔进垃圾堆。

另外，有关婚前协议的讨论将使两个人的钱财完全公开化，有时这可以使一对夫妇避免一桩可怕的婚姻。
一个律师说：“它使人们看清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日后可能扩大，并导致离婚。”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
这位律师接着说：“很多人一签好协议，就把它扔进抽屉，然后再也不看它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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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不论是在穷国还是富国，家庭生活的结构都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这是对许多国家作了新的研究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这份研究报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朱迪斯·布鲁斯说：“认为家庭是个稳定有序的单位，父亲是经济支柱、母亲是情感给予者的观点已经不现实了。
事实上，像未婚妈妈的出现、离婚率上升和家庭变小这样的趋势，并不是美国独有，而是发生在世界各地。”

这份报告是星期二由人口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委员会是一家研究儿童养育问题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纽约。
其图表所包含的信息来自对几十个国家的人口和家庭所做的各种研究。

主要发现概括如下：

· 不论是因为遗弃、分居、离婚，还是因为配偶死亡，婚姻解体的频率都在上升。
在许多发达国家，1970年至1990年间，离婚率翻了一番，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约有四分之一的首次婚姻都在女方40多岁时解体。

· 父母在其黄金工作年间面临着越来越重的双重负担：一是抚养孩子，孩子需要他们的支持去接受更多的教育；二是赡养父母，父母现在的寿命比以前长。

· 未婚妈妈越来越常见，几乎到处都有。比如在北欧，未婚生育的孩子占出生率的三分之一。

· 单亲家庭的孩子──通常是只有母亲的家庭，较之与双亲一起生活的孩子，更可能遭受贫穷，这主要是因为缺少父亲的经济支持。

· 即使是在有父亲的家庭，母亲为孩子承担的经济责任也越来越多。

专家说，即使在不同的文化里，家庭改变的方式也是类似的，这一议题应当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政策，政府的议事日程尤其应该更多地考虑家庭问题。

人口委员会的报告说，全世界的妇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岗位上，都往往比男性工作的时间长。
对17个不太发达的国家的研究表明，妇女的工作时间比男性多出30%。
从12个工业国收集的数据中发现：较之男性普通雇员，女性普通雇员的工作时间多20%。

妇女在经济上的贡献也越来越重要。

报告指出，在加纳，三分之一有孩子的家庭主要由妇女支撑。

在菲律宾，人们发现家庭现金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妇女，若是将她们做的诸如种粮食和捡干草喂家里的驴之类的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计算在内，那她们提供的家庭经济支持将占55%。

在美国，本月初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将近一半的已婚职业女性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或更多。

尽管加入工作大军的原因可能因国家而不同，但各地的妇女都发现，要让孩子丰衣足食，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一份工作。
高通货膨胀率致使物价上升到了妇女不得不自己挣钱的地步。

“在孟加拉国，传统上一名女子需要找一份纺织工作，因为孩子年幼时丈夫就年事已高或者已经去世，”布鲁斯女士说，
“在非洲，18岁的女子就可能需要一份工作，因为她还未结婚就生了孩子，而她与孩子的父亲只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者她的丈夫可能另外结婚，需要扶养与别人生的孩子。”

“在亚洲，”她接着说，“丈夫可能会为寻找更好的赚钱机会迁移他处，一两年后就不再给家里寄钱了。
无论在何处，做父母的都发现很少有一份能让一个家庭经济上不发愁的工作。” 
她还说，甚至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的农村人口当中，对金钱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全世界的父母都越来越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的孩子需要能读会写，会计算，”布鲁斯女士说，
“这就意味着他们6岁大的孩子不能再跟着自己在地里干活，而是要到学校里学习字母和加减法。
由于通常没有奖学金，学费、校服费、交通费还有必需品费，都必须父母掏腰包。” 
她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将削减公立教育经费作为减轻债务计划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更加重了家庭的压力。

对于这一总体趋势，日本明显是个例外。在日本，单亲家庭和未婚妈妈一直相对较少。

人口委员会的报告发现，尽管多数国家都对身为母亲的女性做了大量研究，但对身为父亲的男性，研究者们却几乎视而不见。
但已有研究发现，尽管父亲的收入通常要超过母亲的收入，母亲通常会将自己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家庭，而父亲的多用于个人消费，如娱乐等。

收取孩子的抚养费（离了婚的父亲支付的用于抚养孩子的费用）也是件难事。
报告说，在所有离了婚的父亲当中，日本有四分之三，阿根廷有大约三分之二，马来西亚有二分之一，美国有五分之二的人都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